在递交了辞职报告后云配资，90后女孩苹果一年内连看了50场五月天的演唱会。在北京、上海、香港等城市和地区的演出现场，她随着人潮大喊大叫，也用社交媒体记录下朋友们青春的脸庞。这场持续不打烊的狂欢，是她在感受到工作重压后的出走与释放，也陪伴、指引她走向新的人生阶段。
“集体欢愉的能力建在我们体内，那是非常深沉的渴望。”美国作家芭芭拉·艾伦瑞克（Barbara Ehrenreich）在《街头的狂欢》一书中写道。尽管狂欢是人类近乎写在基因里本能，在历史的演进中，它却屡次遭遇镇压、变得暗淡无光。我们学会了塑造更好的“自我”，通过自律和工作向上攀爬，也饱尝了延迟享乐的痛苦，却也时常怀揣着冲动，想要放弃这份清醒的孤单。
如同上世纪摇滚乐的兴起，后疫情时代，演唱会重新成为年轻人的狂热大会。一边是社会情绪的空洞，一边是社交媒体的发达，今天的信徒们找到了彼此，卸下心防，于是纵身一跃，进入享乐海洋。
01 当狂欢消失了
刚开始追看演唱会的时候，苹果发现，每当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，和彼此不认识的人同处一个现场，她都能够进入一种极度亢奋的状态，“很疯，很闹腾，大家都在蹦，跟陌生人聊天，很大声的唱歌。”
同为演唱会爱好者，00后男孩阿龙也体会过这种“能持续一周”的亢奋。走进容纳几万人的场馆，与台上台下的人共度两三个小时，这对他来说仿佛“乌托邦的存在”，在这个被隔绝的时空里，他不再需要面对与伴侣的争执、来自学习考试和工作KPI的压力。
如果追根溯源，苹果和阿龙在音乐现场群体欢腾的氛围中，所感受到的亢奋和狂喜，那种与现实世界的剥离感，对我们的祖先来说并不陌生。
英国人类学家罗宾·邓巴（Robin Dunbar）发现，在旧石器时代，交谈能帮助人们聚集成约150人的团体，但在打破隔阂、凝聚社群上，冰冷的辩论和推理无法完全满足情感的层面，而后者可以借由音乐和舞蹈来达成。
关于团体活动所唤起的情感，历史学家威廉·麦克尼尔（ William H. McNeill）曾描述自己在二战中列队操练的体验：那是一种深深的甚至兴奋的满足感，“整个人放大了、膨胀起来云配资，变得比生命更巨大。”
这种“某部分比我自己还要巨大”的感受，或许也曾被早期的人类运用在团体防御上。借由节奏做同一组动作，利用棍棒面具壮大声势，人类不再感到脆弱无能，而是足以威吓要捕捉的动物，或吓跑前来侵略的野兽。
然而，在漫长的历史中，集体狂欢这种近乎刻在基因里的天赋却历经压制。例如，16世纪，在法国贝阿恩，伊丽莎白女王曾颁布命令，将唱歌和宴会列入非法行为；1608年，英国曼彻斯特官方下令禁止足球比赛，其参与者被视作“邪恶失控的人”。17到20世纪，欧洲的教会与官方制定了上千项法条，扼杀大众喜爱的嘉年华活动。
16、17世纪之交，人性中出现某种变化，西方学者称之为“主观性的兴起”。这种新观念强调疏离与自我意识，个人无形中变得更加自主，更加挑剔现存的社会制度并希望社会进步，却也竖起堡垒，彼此提防。这样的自我并非绝对的自主，也不是直接从社会中抽离，而是学会了隐藏和扮演，不断观察着他人期盼，并慢慢与之相符。当个体最在乎的问题变成“我表现如何？”“我给人的印象是什么？”并预见或面临失败时，忧郁症的种子也进驻了心灵。
社会学家马克思·韦伯曾指出，在充满竞争、不成功便成仁的经济发展下，人们必须进行无止境的自我否定和自我鞭策，将所有的享受延后，于是尽管眼见财富与日俱增，伴随而来的却是心灵寂寞之苦。
关于忧郁症的蔓延与狂欢的消失，芭芭拉·艾伦瑞克认为，二者“都是深层且重要的心理变化，可视为现代化整体过程中无可避免的结果。”尽管尚未有充足的证据表明，是后者造成了前者，“但弃绝了传统的庆典，人们多少也失去了治疗忧郁症的方法。”因为至少，那些音乐舞蹈仪式能够鼓励人放下自我，“暂时离开团体里令人不安的评论眼光，”正如苹果和阿龙在21世纪的演唱会中所感受的那样。
02 狂欢何以复兴
2024年11月，苹果在上海住了半个月，追看了五月天11场的演唱会，达成了“全勤”的成就。这一年是五月天成立25周年，在中国大陆的6个城市共举办了40场演唱会，苹果参与了其中的23场。这一趟持续至今的追演之旅，始于2024年5月底的北京鸟巢，一个多月后，她辞掉工作，从一个努力赚钱的打工人变为狂热的演唱会消费者，在7月去了深圳连看2场，又在8月来到太原打卡4场……尽管这些旅程需要上万元的开销，但她认为自己曾经压抑的情绪得到彻底释放，演唱会现场让她重新能够自由呼吸。
线下演出（尤其是演唱会）市场的复苏云配资，显现于2023年。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，光2023年前三个季度的演出票房收入，就已远超过2019年全年的收入水平。
根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与灯塔专业版共同发布的报告，2024年，5000人以上大型营业性演出依然保持高速增长态势，票房收入达296.36亿元，同比2023年增长66%。与之形成对照的是2024年电影市场的下滑，国家电影专资办数据显示，2024年全国电影票房收入423.8亿元，同比2023年下降23%。
近三年演唱会持续走高的热度，除了和疫情后政策放开有关，也呼应了年轻世代对于情绪消费的追逐。“情绪的满足有很多途径，例如取得个人的成绩、获得稳定的亲密关系，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，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学学者董晨宇指出。然而，当这些传统意义上的满足途径式微，人们可能转而在别处寻求满足，例如情绪消费。在一期播客中，董晨宇曾参与讨论LABUBU流行、演唱会热等现象，他认为，当个体无法改变结构，进而转向情绪消费，无论是说走就走的旅行，说看就看的演唱会，还是说买就买的小玩意，其实都是个体“面对这个世界时，至少是自我调适方面，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。”
回看过往历史，狂欢的衰落与复兴的确交织存在。一次著名的复兴，便是20世纪50、60年代曾震撼世界的摇滚乐。在与享乐主义完美交融后，摇滚乐成功将年轻人带到宽敞的场地，帮他们远离政府、公司、教会和家庭，重新找到传统的狂欢元素，融化心中的疏离和防备。摇滚狂潮对于年轻女孩有着特别的吸引力，1964年的《纽约时报》曾这样描述披头士的女粉丝们：她们希望融入群体，“变成一只昆虫”。
通过追星，原本羞怯顺从的女孩，也能获得力量与自由。今年硕士毕业后，00后女孩子晴把微信签名改成了“先玩了再说”。进入社会求得一份职位并不容易，这句签名像是与自己的和解，也像是某种反抗。毕业前，在考试临近的阶段，内向沉稳的子晴出人意料的花费上千元，抢下了偶像——少女时代金泰妍——两场演唱会的门票，地点分别在台湾地区和澳门。“去看演唱会就是为了治愈现实生活中的压力，”子晴说。
同样是和享乐主义联手，如今的演唱会似乎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新宗教。苹果和子晴都是单身，都还没有收入稳定的工作，但又有一定经济基础，她们近似“及时行乐”“今朝有酒今朝醉”的消费选择，具像化了某种带有“绝望的反抗”意味的社会心态转变。正如乐迷阿Wind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，“演出门票的价格比起车子、房子这些来说是小巫见大巫，与其焦虑工资何时能够买得起这些，不如先花一点小钱奖励自己。”
对于看过近350场演唱会的阿龙来说，“及时行乐”还意味着不要错过任何想要看的演唱会和歌手，因为“生命无常”。2024年7月5日，他在英国看了乐队黑色安息日（Black Sabbath）的告别巡演，演出结束十几天后，主唱奥兹·奥斯本（Ozzy Osbourne）就去世了。
03 狂欢是解药吗
在给自己放了大约两个月的假后，苹果重新开始有了收入。从曾经供职的媒体辞职后，去年9月，她开启了自由撰稿的生涯。当得知她曾在上海连看11场五月天的演唱会，苹果的编辑邀请她把这段经历书写出来。从现实层面来说，演唱会不仅提供写作素材，更陪伴她度过了这段“出走”的时光。经历了初期阶段的释放和亢奋，演唱会变成了某种“点缀日常生活的调味剂”，但依然是那条主线“schedule”，牵引她去到不同城市开启每一场旅行，也让她和更多“五迷”成为朋友。
某种程度上，影响演唱会消费体验的，早已不再只是演出本身。或者可以说，狂欢已不再纯粹，而是融入了文旅、社交等诸多元素。
根据北京卫视报道，今年7月25日到8月17日，五月天在鸟巢举办了13场演唱会。主办方设计推出了“五月天公仔旅游打卡巴士”，搭载乐迷前往北京的各个地标旅游、打卡。北京旅游集散中心的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除了合唱等互动环节，乐迷还可在车上建立交流群，“大家把拍的照片、素材相互共享，然后一起在网上发（朋友）圈儿。”
由五月天主唱阿信创办的潮牌在2024年推出的新IP——一只胡萝卜形状的玩偶——被粉丝们称作“卜卜”，携带它的“五迷”群体能够在人群中认出彼此。在日本小樽的Hello Kitty礼品店，一个女孩发现了苹果身上佩戴的“卜卜”，两人拍了合照，交换了微信。今年春天，苹果独自去香港地区看五月天演唱会，发朋友圈求拼房，很快得到这个女孩的回应，两人一起观演和旅游，成了很好的朋友。
“当你对每一场演唱会大部分内容都比较熟悉之后，其实跟你一起看的人，她的状态，或者你们俩之间的感情，就变成了影响你对这场演唱会体验的关键因素。”苹果说。
在去澳门看金泰妍的演唱会之前，子晴花了一周时间制作印有偶像头像的亚克力材质物料。在演唱会开始前，粉丝们通常会在小红书上发帖，晒出物料吸引愿意交换的人。演唱会正式开始前，可能有三四千人人站在场馆外，在各个角落交换物料。相较场内的欢呼，子晴更记得场外的互动：“我约了很多人但都找不到了，后来我实在是太累了，就蹲在一个地方，有人路过，就把物料发给他们，一大群人开始在那边拥抢我的东西。”
从苹果和子晴的“奇遇”可以看出，演唱会让更多年轻人在线下产生连接，而这种互动，又与线上社交媒体紧密交缠。“打卡文化”的盛行，建构、引导了年轻人的生活方式，短视频的病毒式扩散，让一些演唱会片段（如走心的talking环节）火速出圈，两者合力，将更多人吸引进这场狂欢中来，进而帮助他们确认身份、形成团体。
“阿信的talking是没有台本的，”令苹果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场的点歌环节，阿信点到一个小朋友，“他就对小朋友说，如果你想成为更好的大人，可以看一下你的左边和你的右边，这些人就是你将来会成为的很好的大人。”这是令苹果感到情绪被治愈、不再紧绷的时刻之一，“他（阿信）会经常告诉你，这个世界会变好，但即便它没那么好也没关系。”
在苹果看来，演唱会独特之处在于：电影有主流解读，体育赛事有输赢之分，而看演唱会，获得的是沉浸其中的、层次丰富的、绝对私密的、确定无疑的情绪满足。她觉得站在人生的这一阶段，没必要去定义这是一剂“解药”还是“麻药”，因为“大家都过的挺苦的，”重要的是“能对自己的生活有帮助。”
对于阿龙来说，追逐演唱会无疑成了他人生的某种“解药”。由于同看落日飞车在伦敦的演出，他在社交媒体上认识了自己现在的女朋友；他毕业后的工作也和演唱会产业相关，他负责海外演出的推广，相当于是把爱好变成了职业。
至于子晴，她刚刚结束了在上海的一段实习云配资，准备转换思路，重新投入到应届生的求职大军中。她说可能不会再追偶像新的演唱会了，但她愿意“多出门，去社交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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